古代文官最高荣誉，整个明朝只有4人获得，其中2人同朝为官多年

可见，无论是“文”还是“正”的评选标准都很高，因此，文臣都以能够得到“文正”的谥号为最高荣誉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，历代君王都从不轻易赐大臣“文正”，纵观整个明朝获得此殊荣也就四个人而已，他们分别是方孝孺、李东阳、谢迁和倪元璐。

方孝孺是儒学大师宋濂的学生，朱元璋对其十分欣赏，曾经对朱标说“此庄士，当老其才”（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，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），后来朱标早逝，朱元璋就把留给了朱允炆使用。朱允炆继位以后，迅速启用方孝孺，每遇大事都会找方孝孺商议，有时甚至直接让方孝孺在自己面前草拟奏折批复，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后，朝廷发出的讨伐诏书和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。

对方孝孺而言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，他面对朱棣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，并身披孝服在朝堂之上与朱棣进行激烈辩论，最终因激怒朱棣而被处以“诛十族”的极刑，这也是我国历史上，唯一一个被处于这个极刑的人。时隔200余年后，南明福王追赐谥号文正。

李东阳是明朝有名的天才，四岁能作径尺书，十八岁中进士，期间还两次被朱祁钰召进宫中讲《尚书》大义，历仕天顺、弘治、正德三朝，尤其是弘治年间，他与刘健、谢迁组成的三人内阁，对朱佑樘开辟“弘治中兴”具有非常重用的贡献。

正德期间，朱厚照贪玩成性，对朝政多有懒惰，李东阳作为辅政大臣能够积极作为，维持国家运转秩序。“八虎”作乱期间，李东阳一面隐忍周旋，竭力保存朝廷忠义之士，一面又竭力瓦解打压“八虎”，试图还朝廷政治于清明。《明史》对他的评价为，”自明兴以来，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，杨士奇后，东阳而已”。正德十一年，李东阳因病去世，明武宗赐谥文正。

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的科举状元，弘治八年，与李东阳一起进入内阁，李东阳擅长谋略，而谢迁擅长辩论，两人互为长短，是“弘治中兴”的重要功臣。正德皇帝继位后，“八虎”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，谢迁对此不能忍受，决心向皇帝施压铲除“八虎”，结果反被“八虎”所伤，连皇帝给予谢迁赐爵授官的诏命都被撤销了。

刘瑾伏诛以后，明武宗曾下诏启用谢迁，被其拒绝；明世宗继位后，又亲自让传令官到谢迁家里下旨，要求其入阁复职，这次虽然没有决绝，但已经79岁的高领让其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，明世宗则特许天冷不用上朝，还经常赏赐美味佳肴，第二年因身体原因再次辞官回家，明世宗仍然经常遣人问候；嘉靖十年，谢迁因病去世，明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，谥号文正。

倪元璐是天启二年的进士，乃是名臣袁可立门生，他人如其字，具有强烈的个性。当时魏忠贤专权擅政、败坏朝廷纲纪，倪元璐对此不能忍受，于是在天启七年，借助担任江西乡试之主考官之机，出题讽刺魏忠贤。

崇祯皇帝继位后，准备重用倪元璐，结果由于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又遭到小人诬陷，倪元璐再次被打压，倪元璐的为官之路不可谓不坎坷。然而，相比于他的为官政绩，他的书法造诣更为人所熟知，由于结字奇侧多变，书风奇伟，后人对他有"笔奇、字奇、格奇"之"三奇"，"势足、意足、韵足"之"三足"的称誉。崇祯十七年，北京城破，崇祯皇帝自缢身亡，倪元璐闻讯也选择自缢殉国，弘光时，赐谥文正。

明朝这四个文臣，均在死后获得了谥号“文正”，其中方孝孺和倪元璐都是南明福王所赐，方孝孺更是死后200年才获得此殊荣，而李东阳和谢迁同朝为官多年，这种一朝两人同时获得“文正”谥号的，整个古代是上也是不多见的，由此可见，朱佑樘能够开辟“弘治中兴”也是有其必然性的。

结束语：虽然谥号是人死后的一种荣誉，但文人向来视名节重于生死，哪怕这个名节是死后评判的。所以谥号这个东西，虽然看似虚无缥缈，但对古代文人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无数读书人愿意为了这个称号，去努力、去拼搏、去坚守心中的道义，进而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殊的文化现象和价值理念。

史料来源：《逸周书·谥法》《明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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